王襄(1876～1965)学者。祖籍浙江绍兴，世居天津。字纶阁，因获王懿荣旧藏中白旅簠并以之名室，故别号簠室。王襄可以说和王懿荣基本同时，是我国殷墟甲骨文的最早鉴定和购藏者之一。

　　王襄7岁入塾，熟悉经史词章。20岁以后，开始研究金石学。他工于篆书，精于篆刻，但主要精力用于甲骨文的搜购和研究方面。王襄的主要著作有《簠室古俑》(1909年)、《簠室殷契类纂》(1920年)、《簠室殷契征文》(1925年)、《古文流变臆说》(1961年，龙门联合书局)等。

　　虽然王懿荣1899年最早签定并购藏甲骨，但1900年以身殉国，还没有来得及对所藏甲骨进行全面研究，因而没有留下有关此学的记述。王襄则不仅有较早鉴定、购藏甲骨之功，还有不少著述传世，对甲骨学研究做出了贡献。这就是：

　　王襄1920年出版的《簠室殷契类纂》，是甲骨学史上的第一部字汇。此书出版以后，才又有几部字书，诸如商承柞的《殷虚文字类编》(1923年)、朱芳圃的《甲骨学文字编》(1933年)和孙海波的《甲骨文编》(1934年)陆续编成出版。《簠室殷契类纂》一书，编人了王襄对甲骨文字的研究心得并反映了当时学者考释文字的最新成果。此外，《簠室殷契类纂》一书，在每字之下，不仅释义，而且还引用整条卜辞作为辞例，既可使读者了解有关文字在卜辞中的位置和意义，还可使读者清楚出现该字的卜辞所记载的商代社会历史方面的内容。这就较其后出版的《殷虚文字类编》、《甲骨学文字编》、《甲骨文编》等书在使用方面要方便得多了。因此，王襄《簠室殷契类纂》一书所开创的这一编辑字书的体例，对后来大型工具书的编纂有重大影响。

　　在甲骨文材料的公布方面，王襄也做出了贡献。1925年出版的《簠室殷契征文》一书，公布了他收藏品5000多片甲骨中的精华，为甲骨学商史研究提供了一批珍贵资料。因此书著录时拓本为迁就分类，有所剪裁，且“文字多用毛笔痕迹”，“加以粉饰”，放出版后学者一度曾疑此书所收为伪品。但后来学者改变了看法，“知《征文》不伪，则其书自为一可贵之研究资源”。（郭沫若：《卜辞通纂》后记，日本文求堂，1933年。）此书不仅收入了不少重要资料，还有不少长处，是重要的甲骨著录书。

　　作为甲骨学家，王襄所走过的学术道路也对我们很有启示。王襄早年家境清贫，但他干方百计购求殷墟甲骨文，并为保护这一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做出了很大努力。他对这批节衣缩食购入的甲骨文，真是视若掌上明珠，爱护备至。1934年王襄由湖北回天津，将甲骨和其他什物交铁路局装箱托运津门，但在天津站提取物品时，发现其他箱物均在，唯装甲骨的箱子不知所之。这些凝聚多年心血的“宝贝”不翼而飞，使王襄焦急万分。后来经过辗转查寻了50多天，才在张家口站找到了这箱甲骨。但箱子已经是破损严重，所装甲骨也被翻动得狼藉不堪。原来，铁路上负责托运行李的人以为箱内有无算珍宝，但打开见是枯龟断骨，复被弃置。幸好他们文化素质低下，不知甲骨文的珍贵，才使其幸免于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王襄失业在家，生计艰难。天津“大罗天”一带的古董商常去他家，游说他将甲骨卖给日本人。但王襄为了不使这批祖国珍贵文物流往国外，推说甲骨已存放内地。他宁肯典卖衣服和家中什物以勉强糊口，也不要日本人的“高价”收买。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北京藻玉堂书店的一位老板和几个学校的负责人到天津，要厚价购买他收藏甲骨，并反复纠缠了一个多月。虽然这时物价腾飞，王襄一家生活十分拮据，但他仍不为重金所动，一口回绝了他们。王襄曾说过：“甲骨是祖国的瑰宝，现在没有新的发现，将来也不会发现的很多。卖给那些大学，都是外国建立的，将来也会流失异邦。等到中国人想研究就困难了！”

　　直到1952年，王襄家生活仍很困难。据说董作宾曾从美国写信来，询问他是否有意把甲骨售与美国某大学，又被王襄一口回绝了。1952年，王襄出任天津文史馆馆长，他毅然将毕生搜购珍藏的甲骨文全部献给了国家。“江海朝宗”。不仅倾王襄全部心力和财力的这批饱经沧桑的甲骨归于人民，而且1956年，王襄以81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一名光荣战士。